1858年5月,不列颠、高卢联军抵达天津海面。米国公使、罗斯国公使也各自率着舰队,来到大沽口外,阴谋“调停”。
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,前往大沽主持防务。他希望谭廷襄能够阻住英法联军。万一他失利,还能倚靠罗斯国、米国公使“调停”。
从内心深处,咸丰是不想与英法联军开仗的。国家内患外平,长毛至今猖獗,实在不宜与英法再开战端。因此,他向谭廷襄下达“不先开炮”的旨意,并不主动向敌军寻衅。
但不列颠人、高卢人实在是欺人太甚,京师群情激愤,咸丰自己也难以咽下这口恶气。况且,米国公使、罗斯国公使已经明确表示要“调停”,晾他不列颠人、高卢人也不敢太过嚣张。
而且,大沽口泥沙淤积,英法联军的大型军舰不能驶入大沽口。
谭廷襄握有“不先开炮”的谕旨,又有一万兵马守卫炮台,却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,并未积极备战。
出乎清军意料的是,联军趁着涨潮,冒险驶入大沽口,进攻大沽炮台。
谭廷襄有一万兵马,若能死守大沽炮台,趁着落潮困住英法战舰,或许能够把握先机,以岸炮击伤击沉敌舰。
但谭廷襄贪生怕死。敌舰开炮后,谭延襄看到敌人舰炮威力巨大,而清军炮台设施简陋,都是土木结构,岸炮也都是铸炮的老式旧炮。敌舰一炮击中炮台,整个炮台都被掀翻,清军将士死伤惨重。
谭廷襄见状,率先乘轿逃跑。总督一跑,清军士气大挫,毫无战心,各炮台一一失守。
5月26日,英法联军乘舰溯白河而上,进入天津城郊。统帅额尔金放出风声,说要进攻北京。
咸丰惊慌失措,派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,赶往天津议和。事后,双方达成《天津条约》。不列颠国、高卢国取得派驻公使到京城、内地传教、赔款、长江通航等特权。
条约既成,举国哗然。
正在这时,民军在舟山奇袭英法联军获胜的消息传至北京。士林振奋,大家觉得民军可用,不少激进之士打出毁约再战的口号。
《天津条约》又对税则做出了重大修改,一方面,大幅降低进口关税,方便洋货倾销内地。另一方面,又明确规定,聘用不列颠人帮办海关税务。
这极大地侵犯了华夏的利益,也侵犯了民军的利益。因为江海关管理三人委员会中,有两人是民军的人,因此已经能够控制江海关。
但凡洋货入华,江海关是最重要的入关通道。若降低关税,则江海关收入锐减,民军商品滞销。若聘用不列颠人帮办海关洋务,则将削弱民军在江海关的控制权。
《天津条约》还未公布时,社会各界纷纷谣传条约内容。陈城明确在魔都发表声明,说江海关决不聘用不列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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